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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2014-11-20 10:44: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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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 zhanghong82110 - zhanghong82110的博客 
 
2014-11-19 09:40

作者:孙中范

原载《百年潮》2010年第9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接管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先后调集耿飚、迟浩田、郑屏年、刘西尧等12位同志,临时进驻中央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关于中央在特殊时期的这一重要措施,诸多著述已比较翔实记述了耿飚、迟浩田等人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的情况,而关于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则比较鲜见。《光明日报》虽不属于“两报一刊”,但因为特殊原因,中央对《光明日报》同样高度重视。我当时是中组部核心小组成员、组织组负责人,作为当年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那段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必要把亲历的这段历史说清楚,以供后人研究。

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王洪文咬住中组部不放,要求就“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组织路线,对组织部有哪些影响,联系组织部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10月7日下午2时,我正在修改中组部给中央的检讨报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的郭玉峰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带上洗漱用具尽快同他一起去中南海。在路上,郭玉峰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找我们谈话,中央有新的任务交给你。由于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当时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也猜想不到会是什么任务。根据多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养成的习惯,我没有告诉家人,家人因为我走的急而且反常,一直担惊受怕,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公布。

  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华国锋、纪登奎、苏振华正在会议厅同迟浩田谈话,工作人员让郭玉峰和我到休息室等候。过了一会儿,当时在国务院值班室工作的王维澄来了,他消息灵通,偷偷地告诉我:昨晚中央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时,纪登奎从会议厅出来,他让我和王维澄给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光明日报社的莫艾打电话,通知他们3人立即到紫光阁,说中央领导找他们谈话。并嘱咐,他们来后由警卫安排,一个人安排一个房间,不要他们碰面。

  华国锋同迟浩田谈完话后,有事离开了紫光阁,纪登奎、苏振华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在会议厅同郭玉峰、王维澄和我谈话,主要是纪登奎讲。他说:“在毛主席逝世后, 四人帮 抓紧篡党夺权活动,昨晚中央采取措施将 四人帮 隔离审查。中央政治局昨晚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说着,他还给我们看了毛主席亲笔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由于宣传口长期被 四人帮 把持,为防止意外,中央决定对宣传口各单位采取特殊措施。耿飚同志已在昨晚进驻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郑屏年进驻新华社,刘西尧和你们两位进驻光明日报社。刘西尧现在出差在外地,已通知他迅速回京,你们俩先进驻。由于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粉碎 四人帮 的消息还不能马上公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们进驻报社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把住报纸的关口,从今天起再不能有宣传 四人帮 的字样;二是把报社的队伍稳定住;三是在中央正式公布粉碎 四人帮 后领导报社揭批 四人帮 的运动,报社原领导小组在你们的领导下工作。”纪登奎谈话后交给王维澄和我一份由华国锋事先亲笔签署的文件。文件写道:

  中央决定:派刘西尧、王维澄、孙中范三同志为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刘西尧同志任组长,报社的一切工作都要由临时领导小组决定。

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选定

  接着,纪登奎又对我说:“小孙你很不简单,在 四人帮 猖狂一时的时候,你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没有跟风跑。”纪登奎说这话是有所指的,于是我明白了选我做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原因。

  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以接班人的身份抓工青妇的筹备工作,借机提拔、安插了大批造反派出身的“小兄弟”。1975年,经中央批准,借鉴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经验,纪登奎指定我组建了工青妇组织组,负责工青妇筹备的具体工作。不久,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听到王洪文提出“不要小绵羊”的口号,就亲自过问,将工青妇的筹备工作主导权从王洪文的手中夺了回来。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工青妇三个班子进行了调整,拿掉了影响很坏的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马恒昌等劳动模范。对此,王洪文、江青非常不满。工青妇筹备工作成为当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战场。

  从1975年11月2日至197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邓小平(在社会上还未点名,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金祖敏以工会筹备组的名义揭发我,说我曾在工青妇筹备组会议上传达过邓小平“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的言论,此论后来收入“梁效”编印的《邓小平言论100例》,流传全国。“四人帮”对金祖敏的揭发如获至宝,王洪文在1976年1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兴师问罪地追查此事。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公开点名批邓小平。“四人帮”把金祖敏诬陷邓小平的言论作为反对毛主席的罪证加以批判,王洪文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追查此事。

  在3月29日纪登奎找郭玉峰和我商量后,3月30日下午,由郭玉峰召开中组部核心小组会议,我从检查工青妇筹备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角度发言,详细说明了邓小平有关对工青妇筹备工作的谈话内容及传达贯彻的真实情况。发言的核心是否定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对邓小平的诬蔑和攻击,公开说明邓小平没有讲那句话。会后把我的发言印中组部核心组简报送中央。在给纪登奎送简报的同时,还附上了我整理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工、青、妇筹备工作和领导班子的谈话记录》原件备查。6月11日,王洪文对中组部作了“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示,他对邓小平关于工青妇的谈话死死抓住不放,对我的发言简报更是气急败坏。纪登奎曾告诉我说,“王洪文看了你们的简报很生气,并要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工、青、妇筹备工作和领导班子的谈话记录》原件进行查对。王洪文还说: 看样子孙中范已经陷得很深了,你们要帮助他转弯子 。”

  因为王洪文的点名批判,我在中组部作了两次检查,并已经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因此,10月7日,郭玉峰通知我带洗漱用具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要被隔离审查了,而绝没有想到是被中央派去接管光明日报社。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看望纪登奎的时候,纪登奎曾和我谈起当年选定接管新闻单位人选的过程。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的,随后中央委托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选定接管其他新闻单位的人选。纪登奎当时主要是和李先念等商定并报中央批准确定的人选,每个新闻单位派驻的人都由华国锋亲笔签署文件。

  刘西尧任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李先念提议的。刘西尧1934年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抗战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投笔从戎,在新四军从事军政工作,为李先念所熟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工作于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领域,参与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周总理联络员,联系中科院,后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深受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信任。而《光明日报》是面向知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报纸,有科教工作背景的刘西尧无论从政治立场、政策水平以及资历、能力上,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维澄也是李先念推荐的,到光明日报社后不久,因为工作需要被李先念调回,刘西尧商中组部调来了赵振清。赵振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组部二处处长(当时中组部是部、处两级建制,二处相当于后来的地方干部局),“文化大革命”后期任二机部政治部主任,为刘西尧所熟悉,后来先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副部长。非常巧合的是,赵振清1964年曾创议并组织实施了从大学生中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作,我就是那批被选拔的60名大学生之一。因此,赵振清可以说是我工作上的引路人。

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纪登奎等同我们谈话后,又分别向鲁瑛、解力夫、莫艾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在同莫艾谈话时,没有直接提到粉碎“四人帮”的事,而是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受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的委托同你谈话,中央原来领导你们的那个人不再领导你们了,中央决定派刘西尧、王维澄、孙中范三同志组成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从现在起报社的一切工作你们都要请示他们同意后再办,你要配合他们的工作,这也是中央对你的考验。”他说完让我将华国锋亲笔签署的文件给莫艾看。这时,莫艾的表情十分紧张,他看完文件后表态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按照纪登奎的安排,谈完话后,我同王维澄一起坐莫艾的车来到光明日报社,并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到报社后告诉莫艾:从今天起我们要天天看报纸的大样,经过审阅修改定稿后报纸才能付印。报社的经常性工作仍由你们负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莫艾问:是否要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我们说:先不急着开大会,等刘西尧同志来后再定,你可在报社领导小组范围内宣布一下。莫艾立即通知开了一个几分钟的报社领导小组会议,我同王维澄和领导小组成员见了面,莫艾宣读了华国锋亲笔签署的文件,并告总编室从现在开始每天报纸的大样要送王维澄、孙中范审定后才能付印。他还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要向他们请示。会后,莫艾迅速让报社为王维澄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总编室送来了明天出版的报纸大样。从此,我们就天天看大样,成了《光明日报》的“把关人”。

  10月9日,刘西尧赶回北京,华国锋接见了他之后,迅速来到报社听取了两天来的情况汇报,对工作作了安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人帮”掌握了舆论阵地,报纸大量篇幅是宣传“四人帮”和批判邓小平的内容,在中央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之前,要在报纸上取消这些内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些文章改动一下还可以用,有些文章必须撤下来另补文章。有时手头没有可用的文章,只好多选用新华社发的通稿,这对《光明日报》来说不是个办法。刘西尧听了汇报后说,在中央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前,先组织报社人员多编辑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稿件。我把刘西尧的意见告诉莫艾,他领会了这个精神,很快组织了一批备用稿件,这招还很管用。

  10月11日是我们进驻报社的第5天,这几天中央派人审改报纸大样的情况已经在报社上下传开。虽然没有向报社宣布什么,但报社的工作人员凭借多年宣传工作的经验和高度敏感性,已经觉察到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我当时的日记记录:“这一天总编室送来的报纸大样已经没有宣传 四人帮 的文章了,这样审改起来比前几天容易得多了。晚上到新华社发稿截止时,第二天报纸的版面很快就定下来了,凌晨2时大样审定稿就退给总编室安排付印。这是我们到报社睡觉最早的一天。”

  到1977年1月,光明日报社的运动和业务都已走上正轨,中央同意派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可以结束,准备正式任命光明日报社的领导班子。在酝酿报社领导班子时,刘西尧曾考虑为了保持报社工作的连续性,希望我留在报社的领导班子中。我说我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验,临时领导小组结束后还是回中组部。我征求了赵振清的意见,他也赞成我回中组部。刘西尧同郭玉峰交换意见时,再次提出希望我留在报社领导班子的想法,郭玉峰当场表态,还是让我回中组部。1月14日,经中央批准,派范戈等3人到光明日报社,重组报社核心小组,范戈任组长、报社社长。1月20日报社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央任命。1月22日,报社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刘西尧讲话,对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工作作了简要总结,正式同范戈等核心小组交接。会后,刘西尧和我等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撤离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实事求是处理莫艾的问题

  我们接管光明日报社的时间前后有108天。在接管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就是追查《光明日报》刊发“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经过,并对报社负责人莫艾和孙关龙进行审查。2005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门采访了光明日报国内部原主任、曾参与审查莫艾的王忠人,就莫艾和那段历史做了一期节目。我看后感觉,王忠人的讲述总体上是真实的,是符合历史的,但因为王忠人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够核心,有些细微之处不够准确,比如讲是“郭玉峰找莫艾谈的话”等等。王忠人口述的历史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刘西尧任组长的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在主导对莫艾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发表过程的审查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否定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是“四人帮”授意制造的“反党夺权的信号”的说法,辩证地看待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历史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和犯错误的同志,率先提出了解除对莫艾等人隔离审查的意见,保证了报社“揭、批、查”运动没有过多伤害干部,从而使报社的各项工作快速、稳妥地走上了正轨。也就是说,在领导报社揭批查工作时,我们没搞“左”的那套,这在当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点了《光明日报》的名。10月17日,刘西尧向我们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 按既定方针办 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大造舆论。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清华、北大用 梁效 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文章别有用心地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光明日报》的文章,影射、攻击我 篡改 、 背叛 ,要把我们打成叛徒。”刘西尧讲,华国锋认为,《光明日报》发表“梁效”“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是“四人帮”反革命夺权的信号,之所以下决心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就是看到这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刘西尧曾戏言,如果历史地看,这篇文章刊发反倒是坏事促成了好事)。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要对莫艾及组稿人孙关龙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我们商定由师海云代替莫艾主持报社日常工作,张常海负责总编室的工作。刘西尧让我起草了给中央的请示报告。10月18日,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报社开大会宣布中央批准给莫艾、孙关龙办学习班。同时,因王维澄另有重要工作,被中央领导调走,时任二机部政治部主任的赵振清和老干部王介福被调来到报社负责清查工作。

  对莫艾等人的审查重点,放在他们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经过各方面调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认为:莫艾同姚文元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单独的组织联系。特别是当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主动把自己在光明日报社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包括姚文元的谈话)、来往信件等毫无保留地上交,态度还是端正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是报社根据当时中央的宣传要求自己决定约的稿,不是姚文元等授意的。“梁效”的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莫艾签发定稿版面,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遗嘱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文章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因此,文章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经历过那个年代、稍有点儿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知道,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席已经对此定了性,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各大报刊发的批判文章中,莫艾也已经成了“四人帮”的“喽罗”和“亲信”。刘西尧多次召开临时领导小组会议,反复讨论专案审查情况。我们一致认为,莫艾问题属于执行“四人帮”宣传工作上的路线错误,纵观他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他是“四人帮”的骨干。于是,我们在撤离报社前给中央宣传口写了报告,建议结束对莫艾、孙关龙的隔离审查。中央宣传口不同意提早结束隔离审查,此事后移交给报社新领导班子处理。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莫艾才被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对莫艾作出审查结论。结论第一部分采用了我们当年经过调查和反复讨论的结果,第二部分对莫艾主持光明日报社工作期间所犯的其他错误进行了认定(这应该是我们撤离报社后对莫艾继续审查的结果),最后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 左 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应该说,中央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

  108天,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是短暂的,但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光明日报》迅速实现了拨乱反正,并在随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率先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我们也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那么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而感到自豪。


  最后修改于 2014-11-19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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